民国 | 宣侠父：蒋介石钦命"密裁"的黄埔一期生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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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 宣侠父：蒋介石钦命"密裁"的黄埔一期生

Original: 陈侃章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档案

大学时期的作者

陈侃章，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吴江年谱》《古往今来说西施》等著作。

原题

豆萁相煎，

蒋鼎文和宣侠父各为其主

作者：陈侃章

题记：中央电视台近期热播《密查》电视剧，引起观众热议。有多位友人询问剧中的蒋鼎文和宣侠父是否真实？我未看过此剧，无法作答。但非文献记录片的电影、电视，在不违反历史大背景的前提下，应允许虚构。蒋鼎文和宣侠父是国共两党干才，对二人可以写成各自的丰满传记。蒋鼎文传记我已勉力完成，海峡两岸已先后出版了同一版本的《飞将军蒋鼎文》。关于宣侠父的，尚未见到有分量的传记。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文能高头讲章，武能领兵打仗，国共两党高层均竭力延揽。宣以“海归留学生”身份考入黄埔一期，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也是蒋介石开除的唯一黄埔一期生。但蒋介石爱其才能，后来又重用他，宣又不领情。蒋鼎文劝宣再赴德国留学，必前途无量，一切费用均由他承担，胡宗南力荐宣出任要职，冯玉祥对他封官许愿。然宣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听从老师周恩来“速来西安”的电召，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终因太能干而遭不测。拙著《飞将军蒋鼎文》有一个章节写到蒋鼎文、宣侠父两位同乡和师生之间的诸多交往及令人唏嘘的结局，对宣侠父可歌可泣的一生有片断反映。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原书注有文献资料出处，考虑到阅读的流畅性，在此暂时删去。

作者所著《飞将军蒋鼎文》

西安事变结束后，国共双方的焦点转到如何落实所达成的共识上来。中共审时度势，在“落实”上显得更为主动，不断抽调精兵强将奔赴西安，以加强统战力量。

一、风云际会诸暨人

1937年2月，宣侠父奉周恩来“速来西安”电示，从广西赶来，周恩来让他充入叶剑英的红军代表团。未几，宣侠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以官方的身份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蒋鼎文虽早已参与对红军改编的谈判，然真正肩负实职，还是他在1937年7月出任西安行营主任后。

此时的西安和延安，国共双方的浙江诸暨籍人士可谓风云际会，要人云集。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借助“合作抗日”名义，碰头聚会，既交流家乡情谊，又广谈天下大势，都认为须为民族存亡而奋斗，当然也为各自政党的发展尽责卖力。

国民党方面有：西安行营主任兼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省政府参议员徐逸樵、钱西樵、寿家骏、黄懿范，省会公安局长孙谋，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西安市党部书记长周心万，西安行营参议余重耀、主任秘书俞铨，西安行营联运所主任何国亮等；还有任师旅长级的高级军官杨彬、王继祥、周煦龙、汪维恒、汪益堃、周天僇、傅维藩、刘钊铭等，其中的汪氏兄弟实为潜伏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中共提供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此是后话。

共产党方面有：中央青工委书记冯文彬、陕北特区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秘书长钱希均（毛泽民夫人），在西安“八办”工作的宣侠父、金铃夫妇，以及协助他们工作的地下党员金树望；以《西京文化日报》记者、编辑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寿松涛、边雪峰，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余宗彦、吴江等；还有实际身份不明，原为中共早期党员，时为著名政治文化名人的周天僇、张以民等。周、张两人视野开阔，知识渊博，纵论国际形势头头是道，听者甚众，是当时救亡图存中风头甚劲的闻人。

无疑，国民党方面以蒋鼎文为代表；而共产党方面宣侠父利用公开身份左右协调；新闻文化界则以张以民的身份为高。

在抗战初期，大权在握的蒋鼎文为形成、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一些实质性工作。1937年8月上旬，蒋鼎文拨给陕甘宁边区和红军经费八万元，具体由林伯渠负责落实。按照蒋鼎文所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三个师，“当时给予共产党的经费是每月五十万元，以当时的币值和物价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央军整编师每月经费才十一万元”；蒋鼎文还说，他又做了蒋介石的工作，“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谈到共产党问题，我建议委员长要放宽度量，拿出诚心给共产党看，好让他们能全心全意的抗日”；“我那时对共产党，的确是希望他们能够以国家民族为重……所以处处替他们说好话。”蒋鼎文是与共产党第一线打交道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意见如何，在国民党高层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西安是西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共在国民党方面得到的钱款、军粮、被服、枪械、弹药以及人员往来、物资运送，都要在这里进行或经此中转，还有边区提取现款、自行采购的物资运送等，都需要有良好的环境。而蒋鼎文与林伯渠关系初期融洽，双方时常晤谈并书信往来，蒋让林与其下属经办部门多接触，以减少推诿扯皮。

蒋鼎文还一度允许中共组织倡导的机构，公开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图存方针，如“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青年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非常活跃，在宣传全民抗战意义之时，也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宣侠父1937年在西安

二、蒋、宣灵犀相通

与蒋鼎文接触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宣侠父。蒋、宣既有师生关系，又具同乡之谊，两家相距二十多里。自黄埔军校分别后，两人在重大问题上既有你反我扶的对抗，也有惊人相同的价值取向。

宣侠父天赋异禀，书法诗文俱佳。在浙江省水产学校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后公费考取日本帝国大学学习。为传播革命思想，乃中断学业，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中共浙江党组织委派，带领宣铁吾、胡宗南、石祖德等人，从上海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

宣是“归国留学生”，文化、识见、才情都比其他同学高出一筹，很快成为众望所归。黄埔军校开学未及三月，宣不满蒋介石对国民党党小组长由校长指定的非民主作风（他本人是被指定的小组长之一），上书蒋介石，劝他不要开启独裁之风，并要他收回成命。蒋不答应，而宣坚持己见，蒋介石下令关他三天禁闭，让他写“悔过书”。

三天后，蒋介石问悔过书写好没有，宣回答：“学生无过可悔。”蒋介石即一纸手令：“该队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军纪，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申军纪，而整校风。”

事情闹大，何应钦领衔教职员共同请求蒋介石对宣从轻处理，蒋鼎文就是其中的求情者之一；党代表廖仲恺又出面调停，让宣“委曲求全”，不要拂碰蒋校长；可宣拒不认“错”，认为“个人事业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断专行作风是大事”，乃从黄埔校门扬长而出。这就是沸沸扬扬的“蒋宣事件”。

宣离开黄埔后，先后到冯玉祥部出任要职，到甘肃创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资助“左联”开办湖风书店，出版《西北远征记》《入伍前后》二部书籍，策动吉鸿昌、南汉宸组织反法西斯同盟等，这些都足以载入中共党史和文学史。

再举宣与蒋紧密关联的两件大事。

一是蒋鼎文率部在福建镇压了李济深、蒋光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后，李、蒋、蔡避走香港，十九路军被分化改组。不久，宣侠父以中共华南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赴港策动李、蒋、蔡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又兼任不管部部长，出版《民族战线》杂志，宣传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李、蒋、蔡最终成为中共亲密盟友，宣侠父功不可没。“两广事变”中，宣又赴广西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成立新的十九路军，并出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师参谋长。

二是西安事变发生，蒋鼎文为和平解决南北奔走、上下斡旋。宣侠父其时正在广西梧州与李济深晤谈，当得知南京当局出动飞机轰炸西安后，两人心急如焚，联名给南京当局发了“为了保护蒋总裁的安全，决不可轰炸西安”的紧急电报。两人又致电张学良，让他一定要“保护蒋总裁的安全，以达一致抗战”。还修书四封，派秘书胡兰畦专程送上海宋庆龄、何香凝处，拟请她们赴西安一行；另两封送至南京的张群、吴稚晖，力陈保护蒋介石安全的重要性。以至数十年后，作为当事者的胡兰畦还感佩不已：“在遥距延安、西安数千公里的南疆边陲广西梧州乡下，宣侠父、李济深二人在对西安事变如何处理的态度上，和中共中央的决策与方针竟然如此地一致或相近，这足以说明宣、李二人政治上的精明、远见与卓识。”

可见，面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处理，蒋、宣两人虽未有往来，却心灵相通，识见相同，在对时下的危机处理上，两人颇具共识。

宣侠父（右）与博古（左）、李克农，1937年10月

三、宣从蒋处“截密”

在蒋鼎文未到西安之前，宣就与他的老师顾祝同和黄埔同学宋希濂、曾扩情等有互动。当蒋继代顾祝同之职后，宣与这位新任西安行营主任联系接触就更多，而蒋鼎文亦有意无意地告诉国民党中央的考虑和心中的忧虑。

无疑，宣侠父是中共联系了解蒋鼎文乃至国民党高层动态的重要渠道，同时宣也对蒋鼎文展开统战工作。1937年12月4日，宣侠父给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林伯渠发去一份电报：

毛、周、洛、博、林：

我昨日由京转汉返陕，与胡宗南未见面。情报要点如下：

（一）李、白于前月号日前方应强，新由日归国之程志远与法西联络，酆悌、贺衷寒、康泽等对程表示眼前对内问题严重于对外问题，仍然对我们而言。

（二）只康热（泽）表示决不容我们在长江流域活动，证以蒋对叶挺表示不允许新四军在江南作战，似以为法西对我们一种决定。

（三）据周天僇等谈胡宗南、张发奎、陈诚等有团结抗战派之企图。

（四）法西对我太坏，老蒋告李济深劝我们闵命，可见蒋、深、何他们包围南京政府中有抗日意议者，对国共合作多悲观失望，周能去南京对老蒋及各方作联络解释，因蒋云在成见上对周特别好。

（五）我日内去见（蒋）鼎文。有何示，可电知。

这份电报清楚地告知中共高层，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的不同意见以及眼前的形势下，及中共拟采取的相应对策。

过了三天，宣侠父又把与蒋鼎文所谈的国共合作情况和蒋的想法汇报给周恩来。因此电报中隐含毛泽东话语过重，效果不佳之语，故只发周而不发毛，全文如下：

副主席恩来兄：

今午晤鼎文，彼表示如下：

（一）近来两党摩擦甚烈，彼对前途悲观，谓抗战前途中如此，将来更难设法。

（二）毛主席为陕北团队事，曾有电给鼎文，有“以后惟你是问”一语，彼觉难堪。末谓共产党对我们实在压迫过胜（甚）。

（三）希望你能早日与蒋介石晤面，毛能同行更好，否则摩擦日甚一日。彼又谓只要你经常与蒋在一起，即使下层有摩擦也不要紧。

（四）象从前情形，彼亦不能制止部下行动，乃指《解放》社事而言。又盛世才驻京代表赵国元过此问两事：

A．新疆拟在陕甘方面招兵，表面或为募工，问我方能否帮助。

B．我方是否需要手榴弹工人，如要，新疆方面可设法。

宣告知周，双方摩擦过甚，导致蒋鼎文担心；拟派丁惟汾出掌陕甘宁边区，是康泽主谈，蒋介石之意，蒋鼎文对此也无能为力。如若过责，则会引起蒋鼎文的反弹，希望周多与蒋介石接触。

周恩来复电后，宣又去见蒋鼎文，并电报周恩来：

周副主席：

（一）今晨遵电示，分三点告鼎文：甲、他先表示，他固非共产党员，但亦不认定自己只是国民党员，而只是对民族国家负责，希望你快出来。

乙、对汪之妥协活动，彼似无闻知，甚惊奇。

丙、我提出《解放》社事，他有难色。他表示：（甲）他对第一次封闭，已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以免蒋介石操心；（乙）他的下面有力组织，他对此事有困难；（丙）法西方面已把《解放》送国民党中宣部，主张永远封闭《解放》社云。

我告诉他，外间均传封闭《解放》系你手令，请他告诫部属速于启封，以顾全大局。他允，向任觉伍等解释后再答复。

此电中“你快出来”，是指蒋介石、蒋鼎文多次电催毛、周赴武汉一谈，以解决两党出现的摩擦问题。中央《解放》杂志遭查封一事，时尚未兼任省政府主席及党部主任委员的蒋鼎文不知情也有可能。不过蒋鼎文对宣侠父的交涉还是认真对待，不久释放被捕人员，退还了没收的七千多份《解放》周刊，更重要的是《解放》自此在西安立足，发行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宣、蒋合作的成果之一。

宣侠父（前左）、徐向前（前右）、陈赓（后左）、左权（后右）四位黄埔一期生1937年在西安

四、再次震动蒋介石

宣侠父以能干闻名。时在国民政军任职的甘肃青年军官任谦，对宣侠父早已仰慕，特地到西安向宣求教，宣侠父告诉他：“国共两党好像一家两兄弟，兄弟之间闹点矛盾，老大欺侮老二是常有的事，但在对外时，还是能够团结一致的。”这实是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形象比喻。每当陈赓、左权等来西安，宣侠父则邀关麟征、董钊等黄埔同学共叙友情，畅谈国是，双方既有开怀大笑，也有唇枪舌剑，当争得不可开交之时，宣往往转而引入大家共感兴趣的话题。

1938年3月，女作家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演出，国民党陕西省有关部门以“政治问题”为由，限期“西战团”离开，丁玲与之交涉，但党部不予理睬。宣侠父找到丁玲，告诉斗争方式要合适，如以官方的“抗敌后援会”名义出现就更妥当些。宣侠父约好蒋鼎文和胡宗南，请蒋在西安行营长官公署会见丁玲，同时又请蒋捐款二百元给“西战团”，蒋鼎文的秘书特在次日送至“西战团”，以示支持演出；宣侠父又约胡宗南出面请丁玲吃了中饭；这柔性的两招传出去后，自然等于拿到“护身符”。

由于宣的巧妙安排，也由于蒋、胡配合，“西战团”在西安演出四个多月，再无受到干扰，顺利地完成宣传任务。对于这段历史，丁玲写有《回忆宣侠父烈士》一文，予以详细披露。顺带说几句，丁玲文中未能免“左”之俗，且有点自负自恋，对蒋、胡竭尽嘲讽，说“蒋鼎文是一个赳赳武夫，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要见他，他会觉得能见到一个名作家是很高兴的……他好像一个刚刚上台的新演员，无所措手足”；说胡宗南“是一个耍猴戏的瘪三，使人作呕……幼稚可笑，最多不过像旧时的上海野鸡大学里的一个混文凭的有点阿飞气息的学生，实在不必放在眼里。”

客观地说，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师生，文化水平都不算低，而蒋、胡二人更非泛泛之辈。论读书，他们都有十二年以上的正规求学经历；论实干，他们是摸爬滚打，从上百万人中脱颖而出；他们的部下有不少“海归”，也有末代进士、举人，或说人才济济，并非虚言。蒋、胡也许并非“饱学之士”，但见过他们亲笔所写文墨的，都会承认其扎实的国学功底，或不一定逊色丁。丁这样的“无端贬损”和“自负自恋”实是对自己名声的“无端影响”。

宣侠父对蒋鼎文、胡宗南做的统战工作，还传到蒋介石的耳朵中，以至蒋介石电话提醒蒋鼎文，“铭三，我们要当心，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尤对于胡宗南，宣侠父与其甚至是“亲密接触”。

早在1936年7月，中共就公开对胡宗南“抬轿子”。周恩来说，胡有才干，内心爱国，比陈诚出色，是“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9月1日，周恩来又亲笔给胡宗南一封密信，畅叙旧情，希望其“立停内战、共谋抗日”；10月18日，毛泽东又以胡的同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名义，规劝胡宗南“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

1937年7月起蒋鼎文任西安行营主任

宣、胡两人交情素深，当年赴黄埔报考，正是宣将胡宗南等带到广州。约1931年，宣侠父避居镇江，胡宗南、戴笠、陈德法、蒋超雄特邀宣同游焦山，五位黄埔生（除戴外，均为一期）诗兴大发，同在一幅《焦山图》上题诗留念：胡的题额为“焦山一拳大，捶破大江流”；宣侠父的题诗，蒋超雄仅记住“金焦日落夜潮生”一句；戴笠题词“风风雨雨，我随诸兄上焦山”；蒋超雄是“中流砥柱焦山在，风雨同舟会至友”；陈德法题写“既写焦山又写人，人与焦山两不分”。

抗战初起，宣侠父到徐州拜访胡宗南。时淞沪硝烟弥漫，胡宗南整军待发。胡见宣到来，十分高兴，两人畅叙衷曲，视察防务，探讨对日战事。宣应胡的要求，将所讲内容及平时的思考，撰写成《游击战争概述》一文。胡赞叹不已，印发全军官兵学习，并竭诚要求宣辅佐他。此文后来在西安《救亡》周刊1938年第5期发表，引起全国各界称道，与毛泽东《论持久战》各有千秋。

宣侠父对此在文末有附记：

“这篇东西，今年8月下旬在徐州旅邸，应宗南将军的要求，以一天功夫，匆匆写成的。在当时，手头没有一本参考书，而自己对游击战争，又没有何种的研究，但在这民族战争的开始时期，我对于胡将军能够注意到游击战争这一点，我是衷心地感到可以欣幸的。因此我就不揣冒昧，把自己对于游击战争的浅薄知识，概念地写了出来，交给他，或许是为了面子上罢！他给了我一点夸奖，我当时的答复，只是红着脸笑了一下，现在把这个稿子去发表，还是为了朋友的要求，要想修改或整理一下，实在也没有这样一种心情，那末只好把原稿拿去完事。这自然谈不到什么贡献。但如果因此而引起读者们对于游击战争的研究兴趣，那末，在我总算是无上的收获了。”

胡宗南返防西安后，两人交往更为频繁。宣将情况随时汇报给中央。当胡宗南筹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时，又力邀宣出任要职。

宣侠父如此密切接触胡宗南，是奉中共中央之命，意图策反胡投共。对此，宣侠父夫人金铃整理的《宣侠父》传中已明确说明；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2001年9月10日接受《中国秘密战》作者郝在今的采访时也印证：“蒋介石杀害宣侠父的深层动机是防止中共策反胡宗南。”

宣侠父是一位文武全才，武能领兵打仗，文能高头讲章。蒋介石曾不计前嫌，竭力笼络。宣在镇江小住时，蒋超雄专程赴南京报告蒋介石，说宣侠父正在他这里。蒋介石即说：宣侠父“以品学和才能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命蒋超雄接宣到他这里谈话。谈毕，蒋介石交给蒋超雄一张纸条，让他交侍从副官办理，上写“委宣侠父为本会少将参议”。其后宣侠父到淮阴梁冠英部任职。

抗战初兴，顾祝同、蒋鼎文认为宣侠父并未在中共就任高职，均力邀宣到国民党任职。蒋鼎文还说，凭宣的才干，再“到德国留学，深造提高”会前途无量，而所需一切费用和具体事宜都由他安排；

胡宗南则对宣侠父的延揽不遗余力，又建议他当军长，又推荐他出任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等等。

但宣侠父有自己强烈的信仰和追求，对于这些高官利禄，他看得云淡风轻，不为所动。

宣侠父（右）、陈德法二位黄埔一期生1931年在江苏

五、豆萁终于相煎

宣侠父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和上层人士产生广泛影响，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记忆道：“宣侠父的工作能力听说很强，他在西安，不仅文化界被他动员了，连胡宗南、蒋鼎文们的部下，都对他发生着信仰，这还不危险吗？”所以当利用收买不成，蒋介石和蒋鼎文只有采取极端手段。

时任军统局局西北区区长的张严佛曾写有《宣侠父被杀真相》一文。

1937年“11月初某天，我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壮实高大、脸带紫色的人，坐在沙发上面与蒋鼎文谈话。我只好退出来，在外面候着，时间不久，那人出来了，我再进去，蒋鼎文对我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宣侠父，诸暨人，和我同县，黄埔第一期的。我在他们那一期当过队长，所以他和我有师生关系。他是个老共产党，八路军派他到西安来和我们接头的。他经常找我交涉，要求补给八路军的武器、军用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清……实在难对付。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这个人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此后，西安警察第一分局局长李翰廷在“八办”门口加设固定监视所，重点监视宣的行踪。同时张严佛又请西安警察局长杭毅、西安警备司令董钊等，以各种关系和宣侠父套近乎；张严佛还指使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监视宣侠父与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等人的接触，从而掌握更多的情况，不断汇报给蒋鼎文。军统局呈文，又向蒋介石汇报了宣侠父的五大“罪状”：

一、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老共产党员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赵反对中央。

二、宣侠父与西安“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宣侠父住所成了“左倾”人物、青年人聚散中心，因而学生思想混乱，学风败坏。

三、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名义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已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生变；

四、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

五、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

当张严佛调到武汉军统局后，又当面把宣侠父的动向向戴笠报告，戴再次转报蒋介石。

蒋介石大为恼火，即对手下人说：“哪一次没有他（即每次倒蒋都有宣侠父）”

确实，宣侠父似乎一直与蒋介石作对，且对蒋的示好始终不领情。

1924年秋，宣侠父大闹黄埔军校，使他下不了台，是蒋介石唯一开除的黄埔一期生；

1931年，蒋介石安排宣侠父以军委会少将参议名义到梁冠英部任职，宣鼓动梁不要听从蒋介石命令，不要将部队开到鄂豫皖边区“剿共”；

1933年6月，宣侠父策动冯玉祥、方振武等名为抗日同盟军，实为反蒋倒蒋之组织；

又是这年底，宣侠父和吉鸿昌、南汉宸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大同盟”，矛头再指蒋介石；

1934年夏，宣侠父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联络胡愈之、邹韬奋、杜重远、章乃器、田汉等，积极宣传抗日反蒋思想；

1935年5月，以中共华南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策动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高举反蒋抗日大旗；

1936年6月，宣侠父又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成立新的十九路军，协力讨伐他蒋某人；

1937年7月后，宣侠父借共同抗日之名积极宣传中共思想，动员大批青年去延安，以他滔滔的口才，渊博的学识，鼓动的才能，使听者折服，竟连胡宗南这样的高级将领也都被他搞得摇摆不定，左右波动。

宣侠父1931年《京江杂咏》诗词手迹

宣侠父的每一次举动都搞出全国性的影响，历次的反蒋激流都站在风口潮头上，实是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了。1938年7月，蒋介石终于手谕蒋鼎文：“着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蒋鼎文将密令转至军统西北局执行。由时任军统西安区代理区长中校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合谋暗杀方案，由军统特务丁善庆、李俊良、佟荣功、文茂官、赵春安和军委会西安别动队王宝元等绑架暗杀。

7月31日下午六时许，宣侠父打篮球结束，骑自行车至西京医院门口，特务用汽车挡住去路，并上前夺去其自行车。宣厉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特务们说：“知道，蒋主任请你。”说完将宣架上汽车，在车子上用绳索将宣勒死，将尸体投入市郊预先选好的一口枯井里，上面又覆盖了几车土。

宣侠父的失踪，先由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直接追问蒋鼎文，蒋推说不知道；后周恩来又多次催问蒋介石，蒋介石才在10月间承认“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蒋超雄对宣侠父的死因所说大同小异。他说，他到重庆工作后，一次到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也是宣侠父的诸暨同乡、黄埔一期同学宣铁吾家里作客，二人晚饭后闲谈，他说他十分惦记宣侠父，虽多方打听，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此时，“铁吾转头看看，见四周室内无人，便低声向我说：‘他死了，很惨！’我听了十分震惊。他接着说：‘半年前蒋铭山（即蒋鼎文）由西安来重庆，他来看我时说，侠父是延安第十八集团驻西安办事处领导人之一，他批评国民党抗战不力，积极反共，还写文章到处演说，锋芒锐利，给长官部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请得上级同意把他处理了。’我问：‘是行刺，还是暗杀？’宣说：‘在一天夜里，宣侠父一人独行时被绑架，就在长官部后花园里将他杀害，然后把他投入一口枯井中，并用砂石将井掩埋填平，上面又种了树。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只知道宣侠父失踪了’”。

看来为了阶级利益，为了政治斗争，同乡亲友，师生关系统统都要让路，表面上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暗地里你死我活，刀光剑影，传统的豆萁相煎终成了亘古不变的永恒。

中共中央为宣侠父的失踪一再向蒋介石、蒋鼎文、胡宗南要人。1940年2月17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由谢觉哉起草，以宣侠父之妻金婉林（金铃）署名的《宣参议之妻呈请最高当局雪冤状》，颇使高唱合作的国民党高层及“二蒋一胡”陷入尴尬境地。

附：1940年2月17日《新中华报》发表由谢觉哉起草，以宣侠父之妻金婉林（金铃）署名的《宣参议之妻呈请最高当局雪冤》

（节选自陈侃章所著《飞将军蒋鼎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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